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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以前的购物，比现在要繁琐得多。那个年代是计划经济，不同的商品归不同的部门分管：粮食厅管粮食供应，商业厅管管烟酒糖茶酱油醋之类的供应，轻工业厅就复杂了，得分个一、二、三，分别负责自行车、缝纫机、钟表、牙膏、肥皂、雪花膏等轻工产品。你买粮得去粮店，买菜得去菜店，买个酱油醋之类的，得去副食店，买件衣服，那就得跑百货大楼。
那个年代商品短缺，从我记事起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好像无论买什么东西都离不开票证。买粮食制品要用粮票，买食用油要用油票，买布要用布票，买棉花要用棉花票，买煤要用煤票；从小到肥皂火柴针头线脑，大到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一律凭票购买。至于鸡鸭鱼肉，烟酒糖茶同样离不开与之配套的各种各样的副食票。
像粮油煤之类的生存必需品，一般都在粮证、煤本上，定量而又长期有效。
像副食品之类的票，就有点随机性。每当快到年底的时候，人们就会领到花花绿绿的一叠票证，但却并不知道可以用来买什么食品。到了过年过节，副食店里就会贴出告示：几号票可以买鱼一斤，几号票可以买鸡两只。
至于自行车票、手表票之类的紧俏商品，就不是人人都有份的了。那个年代要搞到一张上海全钢防震手表的票证，或者一张凤凰、飞鸽、永久牌的自行车票，那简直比如今考上重点大学都难。俗话说，缺者为贵。那个时候，谁要是能戴上块上海牌手表，不亚于如今开上了宝马轿车。一般来说，袖子都要挽得高一些，在有人的情况下，总是故意地多看上几次时间，以引起别人的注意；那种显示富贵的心态，就像如今晚宴上戴着钻石项链的贵妇。至于能骑上名牌自行车的人，更是整天价都把车子擦得铮光瓦亮，在大街上潇洒走一回，那种虚荣心的满足，远远超过了如今那些开着“奥迪”、“奔驰”的事业成功人士。
那个年代要出远门，除了带钱，还要检查好了需要的票证。有一年，我去一个小城办事，去的时候就知道需要在外面吃午饭，所以就准备好了粮票。中午到饭店买了两碗面条，女服务员接过粮票之后，竟横竖端详起来了，一面问：“没见过这种粮票，是新出的吗？”我想粮票还会有假吗，就顺口说：“大概是新出的吧。”服务员还是不放心，叫来了一位老同志。老同志仔细看了看，说：“这不是新出的粮票，是油票。”一面说着就还给了我。我接过来看了看，可不是，面额“壹斤”的字很大，可“山东省食油票”一行字却非常小。我感到既难堪又尴尬，就像精心设了个骗局被人当场识破了一样。更遗憾的是端到面前的两碗面条，眼睁睁地给端走了，这就意味着我的午餐没有了着落。跟老同志交涉了一番也没有结果，最后倒是他给我出了一个主意：“到黑市上去买斤粮票吧。”
根据他的指点，我找到了黑市。一看那帮人，就像搞地下工作的，一个个机警而又紧张。他们只是在那里转悠，并不表示要卖什么。我走过去问：“有卖粮票的吗？”结果没有一个人理我。后来我发现他们的交易都是悄悄的耳语，隔上半步，就难以听见；同时还配以肢体语言，“动手动脚”的。我一个外乡人，人生地不熟的，万一撞上个便衣被逮了去，弄个投机倒把的罪名，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也就只能忍饥挨饿了。
票证给人带来很多不便，但有了票证的限制，就不至于把商店的东西抢购一空。至于人多商品少的状况，难以改变，所以买什么东西都得排号。以至于有些人排号排成了习惯，看到有长队，就排在了后面，也不问问到底是卖什么的。
回想那个年代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出差，除了给公家办事之外，还承担了很多私事。比如：张三要捎块毛料，李四委托买双鞋，王五请求代购大白兔奶糖……等到返程的时候，只见左手一个包，右手一个袋，脊梁上还得背着行李卷，此等形象如果是放在《》，那就是逃难的；如果是放在改革开放初期，那就是搞长途贩运的；如果要搁在九十年代末，那就是过完了年农民进城打工的。
说起那个年代到商店里去买东西，不像现在逛超市。顾客进了商店，得像贼一样防着，买卖时要遵守“先交钱，后发货”的原则。至于商品则要与顾客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你想买件衣服，得请售货员拿到柜台上来；如果你看的时间长了，售货员的脸也就长了，并且不客气地问：“你到底想买不想买？”如果是排队买肉、鱼之类的食品，卖给你什么你就接着什么，别想挑肥拣瘦的，如果稍作犹豫，售货员就会喊：“下一个！”
说到“先交钱，后发货”的运作形式，还是很有创意的。收款员坐在一个高台子上，四面八方有铁丝汇集而来，其中有铁夹子串在其中，各处的售货员把购物的钱与小票夹在铁夹子上，用力一推，就传到收款员那里了。收款员找好了零钱，也是用力一推，夹子就顺着铁丝，“唰”一声就过来了，给人一种好玩有趣，如同儿童游戏般的感觉，也那个年代特有的一道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