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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抗日大本营”
陕甘宁边区是中国革命比较早的一个根据地。它的前身是刘志丹、谢子长同志领导的红军游击队所开辟的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一九三五年十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当地红军会合，“直罗镇一仗，把中国革命放在西北的任务，行了一个奠基礼。”从此，这里便成了党中央所在地。
卢沟桥的炮声震动了全国。中共中央在“七七事变”的第二天就向全国发出了抗日宣言:“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i……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当时，我在四军任参谋长。西安事变后，一直在收拢部队，进行军政训练，准备开出去与日寇作战。开始，部分同志对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还有些议论，经过学习整顿，大家认识得到提高;尤其是“七七事变”的发生，使我们感到了国家危亡迫在眉睫，恨不得一步杀到抗战前线，与日本侵略者决一死战。但是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具体谈判，却迟迟没有结果。全体红军焦急万分。红军将领联名致电蒋介石，请缨出征。七月十三日，毛泽东同志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要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七月十五日，延安各界举行群众大会，声援平津抗战将士，敦促国民党立即定下抗战决心。“八一”建军节，我军例行的运动大会改名为抗战动员运动会，在升旗仪式上，我第一次经历了镰刀斧头与青天白日两面旗共同升起的场面。当时我心里想的只有一句话:共赴国难!
在运动会上，我见到了老首长聂荣臻同志，便向他打听我军的打算，要求回一方面军工作。聂荣臻同志笑呵呵地说:“莫着急嘛，仗有你打的。”我说:“快点打，我憋不住了。”
聂老总大笑起来:“怪不得人家叫你耿猛子嘛。”他告诉我，中央正要开一个会，无论蒋介石怎么阻挠，我们抗战到底的决心毫不动摇。
那天，我们在宝塔山下谈了很久。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来，我们红军走过的路程比“唐僧取经”还要曲折，在血与火中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苦苦奋斗了六年，为的就是杀上抗日前线。现在到了“弹上膛，刀出鞘，弯弓盘马射大雕”的时刻了。
聂荣臻同志所说的中央会议即洛川会议。由于“八一三”上海沦陷，南京政府终于答应了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洛川会议决定了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以及抗战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提出，主力部队挥戈出征后，要留下一支部队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使陕北成为全国抗日的大本营。
八月二十五日，改编后的红军—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以“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的气概、宣誓就职。九月六日，原援西军的部队在石桥镇冒雨列队，誓师抗日出征。一由四军、三十一军及陕北红军第二十九军、三十军、独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团和第十五军骑兵团等，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下辖三八五旅、三八六旅、教导团和各直属队。我所在的三八五旅由王宏坤任旅长，王维舟任副旅长，我任参谋长。三八六旅由原红一师师长陈赓任旅长，陈再道任副旅长，李聚奎任参谋长。
在誓师大会上，一二九师政训处主任张浩代表党中央及军委颁发了红军十年纪念章。刘伯承师长带领全体将士庄严宣誓: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故。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父老兄弟，奸污我母妻姊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誓师后我们按新编制展开军政训练，待命出征。在那些日子里、我最难忘的是让我们换上国民党的帽徽和军服这件事。
在换发国民革命军军装之前，八路军总部已经对此下了通知，但是当我们拿到那个“青天白日”的帽花时，心里还是十分别扭，许多从国民党军队来的同志最反感。我们旅部有个参谋，是第二次反“围剿”后，由俘虏参加我军的。让他换上“青天白日”帽徽，他怎么也想不通。他写了个纸条，把帽徽包在里面交给我。那纸上写道，当初我参加红军时，已经发过誓，今生今世再戴这种“狗牙帽花”，天地不容，现在再让我戴它，宁肯打游击去。这位同志原是红一师的，与我很熟，干工作从来没二话，现在让他改个帽徽，倒成了大问题。我反复说明了必要性，他才别别扭扭地缀在帽子上。
其实，我的心里也是难以接受的。参加红军八年来，这种帽徽始终是我们的敌对标志。我亲眼见过多少被俘的国民党士兵，在参加红军前把它从帽子上揪下来，用脚踩，用石头砸，往上面吐唾沫……尤其是五次反“围剿”和长征路上有多少红军将士，牺牲在涂着这个标志的飞机轰炸之下。现在，革命来革命去，我们也要把这个“青天白日”戴在头上，真是十分别扭。
我的警卫员胡大方，还是个十六七岁的小鬼，哭着跳着不肯戴国民党帽徽，一定要把红五星戴在新军帽上。我就对他讲:帽花换了，名称改了，但我们的本质没有变。我们永远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我还给他讲了关于这种帽徽的一次经历。那是一九三五年二月，我们在遵义战役的一次夜战中，国民党军队一个连与我们在夜暗中遭遇，当时伸手不见五指，开枪怕误伤自己人，我就大喊一声“摸帽子!”大家心领神会，手持马刀，抓住一个人就往帽子上摸，凡是园牌的肯定是敌人，结果一个连很快就被我们收拾了。现在我们用它标志抗日阵营，同样是为了区别那些日寇、汉奸，这也是战争需要啊。
但是，十月初来了命令，三八五旅只有七六九团开赴前线，而旅部和七七0团留在后方，担任保卫陕甘宁的任务。
说实话，让我这个一贯担任先锋部队的指挥员留守，心理上还一时转不过弯来。为此我找过刘伯承、徐向前二位同志，他们耐心地与我谈了话，讲明了留守革命抗日大本营的重要性。我接受了他们的劝告。
在平型关大捷胜利消息的鼓舞下，十月中旬，我们进驻陇东防区—庆阳、合水、镇原、宁县和柯邑。在旅部召开的一次研究布防的会议上，我对大家说:这就是我们三八五旅的防区，这是我们党中央和延安革命根据地的西南大门。东接延安、洛川，西连固原、平凉，南近长武、灵台，北靠定边、环县，毗连内蒙、宁夏、甘肃和陕西四省，军事上是很重要的战略要地。毛主席把我们摆在这里，是精心安排的，因此，我们要很好地完成党中央的重托。
陕甘宁边区共有二十三个县，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国民党政府也被迫承认了它的合法地位。然而，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本性没有变。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他们始终用军事包围、政治打击、经济封锁等卑劣手段，妄图削弱、扼杀并伺机直接发动武装进攻来消灭这块抗日根据地。
边区留守部队总共不过九千余人，任务是很重的。由于国民党当局不给这些留守部队的指挥机关以统一的番号和委任领导人员，因此，我中央军委于一九三九年九月，将留守部队组成后方留守处;同年十二月，把留守处改为留守兵团。留守兵团由肖劲光任司令员(他是被南京方面委任的留守处主任)，曹里怀任参谋长，莫文弊任政治处主任。除了在八路军正式编制内的三八五旅七七O团外，又将其它留守部队的杂乱番号实行了新的编制序列，配齐了政治委员。
这些部队是:
警备一团团长贺晋年、政委钟汉华;
警备二团团长周球保、政委甘渭汉;
警备三团团长阎红彦、政委杜平;
警备四团团长陈先瑞、政委刘国祯(后为罗志敏);
警备五团团长白志文、政委李宗贵;
一警备六团团长王兆湘、政委张达志;
警备七团团长尹国赤、政委刘随春;
警备八团团长文年生、政委帅荣;
七七0团团长张才千、政委肖元礼;
绥德警备区司令员陈奇涵、政委毕占云。
另外，还有一个鄜甘独立营和一个骑兵营。
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林伯渠等同志都参加了组建留守兵团大会，毛主席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留守兵团的任务是:固守千里河防，随时准备抗击东面沿平绥线进攻的日军;严阵以待对付周围国民党二十余个师的包围;打击边区内几十股土匪的袭扰;加紧军政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和积蓄干部;保证边区政府和军民的生活供应。
在留守兵团成立后的会餐上，毛主席不知怎么知道了我曾流露过不愿意留守、愿到前线去打仗的心思，便对我说:“你在后方也可以指挥嘛，可以给前方出点子啊。你们七六九团在阳明山就打了胜仗嘛。都走了，谁给我们中央这些人搞饭吃呀?我对你们肖主任讲了，我今后要靠留守兵团吃饭呐。”毛主席还打了个比喻:鸟有窝、毛毛有摇篮，革命要有根据地。这次谈话坚定了我做好保卫边区、建设边区的信心。
我们三八五旅旅部驻在庆阳的田家城。刚到庆阳时，住宿十分困难。时值隆冬，长期打扰群众不是办法，所以首先要解决营房问题‘我和王维舟同志(这时他已升为旅长兼政委，我为副旅长兼副政委并参谋长)共同踏勘了地形，按照陕甘宁一带的习惯，发动部队自己动手挖窑洞。我们沿着古城墙，从山崖、源边等地方挖出一百一十九孔窑洞，解决了部队住宿间题。然后，按照“生产节约、长期打算、积蓄物资、准备反攻”的方针和“首长负责，官兵动手，参战、训练、生产三结合”的原则，兴办工厂，垦荒种粮，一自力更生，生产自给，在边区扎下根来。
陇东的“反摩擦”斗争
国民党对日军节节退让，导致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沦陷区人民对日寇的打击，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相持阶段。但是，国民党顽固派乘机将其政策的重点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上来。
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制定了“溶共、防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同年二月，蒋介石又密颁《共党间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文件，开始了更加猖狂的反共反人民活动。十二月，阎锡山制造“十二月兵变”，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这段时间内，发生了两次陇东事件。
两次陇东事件，都是国民党顽固派有计划、有预谋地挑起的。早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国民党第一六五师就曾袭击我庆阳县的白马铺、赤城镇一带的驻军，并声言要“消灭陇东八路军”。之后，国民党甘肃省西峰公署专员钟竟成即对我陇东分区有计划地进行反共活动:破坏我群众组织，封锁我粮草供应，公开进行反共宣传。
国民党顽固派的这种摩擦越演越烈。一九三九年四月八日，我兰八五旅七七0团一名指导员和二名通讯员，竟被国民党保安队捕去关押，接着，又有十名我方人员在镇原县遭到绑架。我方当即向西峰公署，并电兰州向国民党甘肃省省长朱绍良提出抗议，但是这个朱绍良是个搞摩擦的一专家，对我们的抗议不予理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亲率一部兵力，将国民党镇原县太平镇区的一名官员和警察队长连夜抓获，作为警告措施。次日，朱绍良便密电一六五师，令其派兵占领镇原县城。我驻镇原的第七七0团第三营不得不闭城自卫。此时，肖劲光司令员急电蒋介石和朱绍良，要求停止进攻，由双方派人商谈，以免事态扩大。可是，国民党顽固派试图以武力解决问题，先后两次进城，均被我第七七0团第三营击溃。五月初，他们只得撤兵，同意以谈判解决问题。
然而，国民党顽固派既然下定了“摩擦”的决心，就决不肯善罢甘休。年底，第二次陇东事件又被他们挑起。十二月十日夜，国民党九十七师五七八团突然袭击我驻守宁县的二营。因我军并无防备，被迫撤出宁县。十二月十六日，九十七师又突然袭击了我驻守镇原的三营，兰营亦撤出该城。
一九四0年元旦，国民党环县保安大队副大队长赵思忠(绰号赵老五)，率部侵入我环县洪德区。赵老五是宁夏甜水堡一带的惯匪，当时我方曾致电马鸿遴要求干预。马鸿遴先是推说他不知此事，继而又承认赵老五是第八战区委派的“游击司令”。但这位“游击司令”实在不给国民党争面子，他们在洪德区肆无忌惮地劫掠群众，糟蹋妇女，人民恨之入骨。
为了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巩固抗日大本营，我们于二月十六日出动进剿，至三、四月份将其巢穴全部摧毁，只有赵老五只身脱逃。
陇东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顽固派在这里制造一起又一起的杀人掠地事件，与当时日军频繁进犯河防的军事行动遥相呼应，与关中、绥德等地的反共摩擦也是密切配合的。同时，国民党在全国其他地区，也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诸多流血事件，如平江惨案、确山事件等。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国共第二次合作中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此期间，肖劲光司令员曾到陇东三八五旅，传达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有关指示。我陪他到释马关七七0团驻地，直接与国民党西峰专员钟竟成谈判。开始，我们从抗日大局出发，想尽量避免大的冲突，但是国民党的这些内战内行的家伙们却是得寸进尺，迫使我们不得不给予有节制的回击。除了在军事上不给他们便宜可占外，更主要的是发动强大的政治宣传战，通过报纸、电台宣传，并给国民党军政要员发通电，呼吁团结，谴责摩擦，使全国各阶层人士知道国民党顽固派在陇东干了些什么，有效地击退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国民党顽固派进一步对我边区实行经济和军事封锁，妄图困死、饿死我边区军民;并于一九四一年一月间，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从而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从一九四0年十一月起，国民党便完全撕毁了两党达成的协议，完全停发了八路军、新四军的经费，并破坏了交通，堵绝了商品输入途径，边区的吃饭、穿衣、医药、日用品都成了问题。记得有一次我到肖劲光同志那里去，见他在石头上磨几片刮脸刀片。我说:“肖司令，这都磨得没有钢口了，怎么还能用呀?”他回答说:“有什么办法呢?这还是我从苏联带回来的，都用了十来年了，现在没处买，凑合用观。”
我看他捏着那又小又薄的刀片在石头上磨，实在费劲，便给他用铁皮做了一个专用夹子，那样磨起来就方便多了。肖司令高兴地说:“很好，这样，还能对付用个两、三年。”
为了打破国民党对我们的经济封锁，边区军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一九四0年冬天，三五九旅和三八五旅奉命屯田开荒。我们三八五旅去的地方叫大凤川、小凤川、东华池，在庆阳东北的子午岭大山里，那里有大片荒芜的土地。我与王维舟同志踏勘了地形，只见荒草丛生、杂树攀援的山间源上，依稀可辨认吁陌的痕迹、房庐的残垣。向当地群众打听，原来这地方在过去曾是“塞上谷仓”，甚至还可找到清朝时稻田的痕迹。这里水源不缺，土地肥沃，完全可以改造成生产基地。
我们派三个营进山开荒。没有房住就挖窑洞，没有工具就放火烧荒‘最棘手的是深山丛林里，野兽特别多，尤其是猛兽。它们不但糟蹋庄稼，还咬伤人畜，成了我们开荒种地的大敌。王维舟同志让我采取措施，我便组织了打猎活动，把战士们每三人分成一组，背上用红纸做个标记，以免误伤，到树林中去打活靶。一个月下来，我们打到四只老虎，七、八只豹子，上百条狼一、狐狸，上千只野兔。我们把兽皮剥下来，送到西安去卖钱。兽肉当然是我们战士的美餐了。我那是第一次吃老虎肉，与牛肉差不多。我们还送了一只老虎到延安，给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他们看到老虎也很感兴趣。毛主席对朱总司令说，你能不能一个人把它举起来?朱老总试了试说不行，得吃掉“九牛二虎”才有那么大力气呢。我们还把虎骨送给中央领导同志泡酒治风湿。
比较难打的是豹子。这种动物动作敏捷，一有动静就往树上爬，甚至会跳上树去，所以不易打准。我便出了个主意:抓个兔子，把手榴弹塞在兔子的肚子里，或者裹在羊肉里，拉火弦固定在树桩上，豹子咬上就走，手榴弹一炸，豹子即被炸死。捉狼更有意思:我是钳工出身，就画一张图，设计上夹齿、弹簧，以羊肉为饵，野狼咬上，弹簧蹦起，夹齿勒往脖子，万无一失。
我们利用大凤川、小凤川水源充足的有利条件，种出了陕北稀有的大米，除了自给自足外，将大部分交给了党中央和兄弟部队。
在大生产的同时，我边区军民组织起一个野战兵团，坚决回击国民党的进犯。至一九四二年初，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彻底打退，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一九四一年夏，毛主席提出，干部要好好学习一段时间，总结“六大”以来的经验教训，准备开“七大”。我们留守兵团在延安办了一个研究班，我参加了这个研究班的学习，研究班第一期毕业后，又筹办第二期，准备在飞机场上建房，培训团以下干部。上级通知我当研究班的主任。后来中央办党校，我就到中央党校学习。这样，我在宝塔山下共度过了三年学习生活，直到一九四四年八月。
在党校学习期间，除了学习规定课程外，我还自学了一些古今中外的军事著作，如《孙子兵法扒尉缭子、淮南子、李靖等所著的《七子兵略》、李签的《太白阴经》、《伏龙芝军事学》等。我在延安图书馆见到了日本人所写《克劳什维茨和孙子思想的研究与比较》一书，便花了将近四十个小时，抄刻油印，装订成十几本小册子，分赠战友。我的学习笔记连同一些照片，在我于一九四四年离开延安奔赴抗日前线时，都存放庆阳我的岳父家中，可惜于一九四七年国民党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解放区时，被胡宗南、马步芳军队全部烧毁。只有《克劳什维茨和孙子思想的研究与比较》油印本和《七子兵略》等书，随身携带，因而得以保存至今。
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我的爱人赵兰香同志也进了延安大学学习。当时生活仍然困难。我们便在党校宿舍门前的一块空地上种菜，自己动手纺棉花、织袜子。赵兰香很快就成了纺线能手，一个星期天就能纺四两多线。我自己拚凑了一架织袜机，一个小时能织好几双。我们就靠这些工作，自己保证自己的生活。记得我们住的地方老鼠特别多，我便造个夹子打老鼠，那些老鼠又肥又大，埋到门前的菜地里是很好的肥料，所以我种的白菜每亩都有二十多斤，我们把这些菜交给伙房里，改善大家的生活。
从一九四三年十月开始，延安整风进入了一次党的历史大讨论。同志们对建党以来的历史，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总结，清算了王明“左”倾路线，统一了全党思想，为“七大”的召开做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同时，边区军民与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进行了斗争。到一九四四年秋，我离开延安，奔赴抗日前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