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野与城市的边缘，一群孩子在贫困、留守或疾病面前，逆来顺受、无声地生活着。今天的故事发生在北京通州，一对北漂夫妻环绕北京六环“打游击”，生下五个孩子后，在拮据与颠沛中相依为命。
年放暑假前最后一天，通州区管头村一栋村办企业的职工宿舍里，课桌拼起来当成餐席，青红蓝学校八年级的师生们吃了一顿难得的团圆饭，由头是送别要回安徽老家上学的一位李姓同学。
这位李同学打零工自己有积蓄，掏钱请大家客，校长也出了经费，并亲自下厨掌勺，张罗了这一桌东北风味的大盆菜。李同学还叫了两件啤酒，几个男同学举瓶吹得泡沫横流。几位年过花甲的老师埋头吃菜，他们平时的伙食简单，偶尔抬头举起塑料杯和学生碰一下。校长也喝了两口，并且举杯祝李同学回乡顺利。师生的间隔，在这间厂房改装的逼仄教室里似乎不存在了。
冯亚星也在围坐举筷的学生当中，只是没有端起酒杯，她的两个读低年级的妹妹则和众多学生一样拿泡面当午饭，平时三姐妹一共20元伙食费，泡面之外只能选择煎饼。
餐桌旁要返乡读书的学生不止一位。这顿团圆饭过后，在座的几位老教师也要回乡避暑，下学期说不定是否返校，学校本身连同它暂时栖身的这座厂房一起，也可能在北京疏解提升的潮流中消失。
对于冯亚星和她的两个妹妹珊珊、子怡，还有上幼儿园的四妹扬子和最小的弟弟来说，由于一时看不到回乡的可能，还需要在六环外辗转，随着父母流动的摊贩车和朝不保夕的学校漂浮。
不该出生的孩子
三姐妹从管头村回家的路途很远。由于校车太贵，需要先曲折走出管头村，到岗山村南站坐6站公交到后桥车站，再步行穿过整个庄子营村庄，一直到最偏远的地段。早上则是爸爸骑电动三轮车送到公交站。酷暑或者冬天，都会无形加增这条路线的长度，尤其是冬天，用年开始上学的四妹扬子的话说，“晚上就起来了”。
家是三间样式老旧的瓦房，带一个小院子，也只有在这样偏远的地方，能够找到这样低价出租的民房，容纳一家大小七口人。
除了面积，屋子没有别的好处，完全和装修之类的事物无缘。正房是日常活动场地，一条从垃圾池捡来的长沙发看不出了颜色，缺了两只脚，用砖头垫着。一堆破旧衣服码在对面，是别人送来穿不得又舍不得扔的，体量有些过于庞大，到了冬天再打开，随意找出些什么能披在身上御寒的东西。大人小孩身上的衣服都是别人给的，没买过大衣服。“这些个孩子要买，得多少钱啊”，爸爸微笑说。
两间厢房是卧室，和正房一样看不出颜色，除了破衣服和几张床，很难在第一时间说出屋子里还有别的东西。正房里一台破旧的电视、一个二手冰柜和失去了护罩的电风扇，是需要时间才能注意到的，和破布近乎一色。电视和最大的孩子同龄，屏幕的彩色已经消退，靠着自家的小天锅收节目。
显眼的是家里的一群孩子。当大小五个孩子出现在同一条沙发上时，还是让人觉得有些不寻常。
这些孩子是父母多年环绕北京“打游击”的结果。年出生的冯修聚和小自己两岁的妻子刘芬结婚第二年，就从老家山东鄄城来了北京，从老大冯亚星开始，每一个孩子都出生在北京。除了亚星有老家的户口，其它四个都是计生政策下“不该出生的孩子”。在北京期间，老家计生办的人去了家里七趟，看到实在没有什么可拿走的才作罢。
医院，孩子生在小诊所，找私人接生婆，五个孩子总共花了不到一万块。有的村不让在村里生，或者赶上北京城区扩张村庄拆迁，只好生一个孩子搬一次家。
姗姗妈妈的回忆中，搬家的过程是：最早住在吴家营，生完老三子怡后被村里赶，搬到杨家营；杨家营被拆迁后，家里搬回吴家营，吴家营又被拆迁；搬到后桥，住了一个月，房东嫌孩子多让搬家，又搬到米各庄；在米各庄怀了老四，村里不让生，又搬到庄子营，是另一个房东，在那里又生了老五；两年前的腊月里，下着大雪，房东让一家人搬去偏房，原因是合住正房的租户上夜班，白天回来休息嫌孩子吵闹；父母不想租了，这才搬到了现在的屋子，一直在北京六环外辗转。
这些搬家的次数里，姗姗只记得米各庄，“喜欢那里，那里有草原”，实际上是村外的养殖农场，房子盖在农场里。眼下农场也被拆迁了。
因为生了五个孩子，妈妈在老乡中得到了“五子妈”的绰号，妈妈知道还有一个“二号五子妈”，都是前面四个是丫头，非要生一个儿子出来。爸爸说孩子太多，年龄又密集，生日得一个个想，“从没给他们过生日”，买蛋糕太贵，一个要一百多。事先糊里糊涂说要给过，到了又忘了，“孩子自己也不提”。
姗姗说，这学期学校搬到新址，门外有小蛋糕店，自己过生日时去买个，当作自己庆祝了。
说起生了五个孩子，爸爸也有点后悔，“想起来后怕”。但最后来到的这个男孩子，显然还是补偿了从前的辛苦，不然老五的名字不会叫“王子”。年下半年“王子”三岁半，他的四个姐姐分别是十四、十二、十岁、六岁，“王子”和老四上幼儿园，老三上五年级，两个最大的姐姐在初中。在爸爸口中，四个女儿也经常被喊作“公主”。
孩子们就读的民办学校和幼儿园也像自家一样四处被撵，年11月大兴火灾前夕，老四和老五的幼儿园从半壁店被撵到庄子营，又彻底被封闭，一时呆在家里无处可去。三个大孩子读书的青红蓝学校则数次搬迁，在管头村一家关闭的幼儿园里临时落脚。
生完“王子”之后，目标达成，爸爸终于回了趟山东老家，给四个小的孩子一块上了户口，托了人，办了亲子鉴定，四个孩子花了多块钱。但在生身之地的北京，他们仍旧只是无根的蒲公英，没有进过六环，去过天安门。
好在，有父母在，一切就都还好。中间爸爸考虑过把老大亚星送回老家，妈妈没有同意。“要走都走，要不走都不走。养不起就别生。”多年下来，一家人始终在一起。
姐弟的日常
除了破烂衣服，屋子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富足的，好在是不缺热闹。一条长沙发和三间屋子里，可以演出无穷的剧目。
王子通常是在沙发一头堆叠的被子上，夏日他的肌肤滚热，如同一团火，专爱往人身上蹭凉，在他和姐姐们之间，总在演出打打闹闹的戏剧，“都是互相打两下，没有打得乱套的时侯”，姗姗说。王子喜欢睡觉，他嫌姐姐们放学回来，吵醒了他的梦境，起身追着姐姐们打闹，发现她们生气了，他也就收敛一下。王子也抱怨，姐姐们“就惹我生气，有时候偷偷打我”，他去打回来的时侯，“你跑得可快呢”，有时也是为了防止他抠过脚丫的手手指摸到脸上来。亚星说，弟弟长得好看，有时忍不住去摸两下。
三个大孩子和两个小的之间，随年龄大体区分为两个层级，大的层级内部，姗姗和子怡常打嘴仗，为了一副卷筒纸或者一双脚背带大瓣花朵的新拖鞋都会争起来，第一天争，第二天也就忘了。这也是家里少数可以争的新东西，因为大多数总是乡邻送的旧物。
争执过后，两人又会一起玩从大姐朋友处借来的大富翁，姗姗看同学玩了一道就会，脑筋略微笨拙的大姐亚星只是在一边观局。跳棋、五子棋和军棋，也是姐妹们的益智游戏，此外是趁爸爸在家干活，偷偷玩一下他的手机。连王子也知道，爸爸的手机上没有游戏，只能玩的时侯下载，爸爸发现就删了。
家里也没有WI-FI，只能出去蹭巷口小超市的流量。妈妈自从一年多前手机丢失，就没有再办过。姐妹们坐着聊天还说到学校有同学玩手机，打“王者荣耀”走火入魔，上课下课连同吃饭都在玩，有人充了一千多块的费，这在自家是不可想象的。
作为老大，亚星有分配干活和零食的权力，觉得自己“最厉害”，但镇不住老三子怡。因子怡性子暴，喜欢大哭，譬如洗头把瓶子撂了一地，亚星打她，她就大叫。姗姗没有子怡那么犟嘴，零食不够分时也会和大姐一起舍弃份额，但会耍滑，话少。亚星觉得四妹扬子性情最好，扬子长相温柔甜美，剪着一副带密密头帘的盖瓦头，头帘是亚星给弄的，亚星自己的头发以往是妈妈拾掇，六年级那年剪得太短，把亚星弄哭了，好容易才长起来，以后就不让妈妈上手了。
几个姐姐知道，小弟“王子”最受宠，好东西总要先留给他吃。但好在家里可以偏心分配的东西并不多。爸爸脾气又好，虽然爱喝点酒，但从来不打人，妈妈相对厉害一点，也就是唠叨一下，只有以前轻微动过两次手。弟弟自己并不喜欢“王子”的称呼，他郑重地告诉外人，他叫“冯王子”，和姐姐们的名字一样带着姓。
睡觉的时侯，五姐弟大致分成三拨，父母和老四、老五住一间，摆两个床；三个大的一间，亚星和姗姗一个大床，子怡睡靠窗的小床。搬过来第三年，姗姗不肯总是和大姐一床，有时去和爸爸、小弟挤一床，有时和四妹睡，子怡则和亚星挤。大床头有一台风扇，但已经坏掉一年，另外安了一把吊扇，夏天会把靠窗的小床也挪到吊扇下吹风。客厅里的电扇白天公用，晚上会搬到爸妈卧房里。
屋子里用不起电烧的暖气，以前烧个煤炉，到了晚上怕中毒提出去，现在通州成了北京副中心，不让烧煤了，假期在家白天多晒点太阳，跺跺脚，入夜早早上床裹着被子，村里电费高，有个电热毯也不敢多开。亚星和扬子的耳朵和手背都长冻疮，但“人多，不觉得冷”。年入冬有几个极寒天气，爸妈的卧房终于添置了一床电热毯。妈妈和老四扬子的脸上，都冻出了轻微的水疱。
虽然没有变形金刚和洋娃娃，五姐弟们并不缺玩具，多数出于自我创造。夏天三姐妹的卧房桌子上摆着一只大土豆，生了很深的芽子，作为摆设。头年秋天我去的时侯，平房窗台上摆了一溜凤仙花盆栽，是妈妈买回来的，大的三姐妹每人都领养了一盆，负责培育，亚星名下有两盆在室内，姗姗和子怡的搬出来，姗姗说“放屋里不开花，在外面磨炼一下”，子怡的花长得比姗姗更好一点，开了花可以染指甲。
来年夏天再去，指甲花不见了，说是冬天冻死了，但窗台上又添了爸爸从朋友家拿来的鸡冠花，朋友是为办展会摆设花卉的。
三姐妹卧房的床头添了两串千纸鹤，是亚星过年时叠的。父母卧房墙壁的玻璃上贴着“新年愉快”的四个花字，是姗姗过年时画的。这年冬天再去，三姐妹卧房的墙上又添了很多剪纸图案，有裙子、篮子和皇冠、花朵，出自女孩们的手工。
家里还时常多出一只小猫，是别家的猫溜进来，女孩们喜欢喂它，爸爸吩咐赶出去，女孩子们却把它藏到里屋。
姐弟们很少出去玩，姗姗的解释是同龄的孩子不多。父母出摊时插上大门，姐弟们自己游戏。爸爸不担心外人闯入，“巷子口有摄像头，安全得很。”
大人的帮手
暑热的下午，妈妈早已去菜市场摆摊卖水果，爸爸在家里准备傍晚出摊的卤煮，院子里摆着两口大锅，要煮四个猪心，四个猪耳朵，二斤多肠子，还有肘子和其它熟菜，苍蝇循味而来，红油辣椒混和大料的气味呛人。
经过一个小时的熬煮，锅里的肉渐渐变得红亮，到了快出锅的时侯。先前坐在长沙发上逗乐看电视的孩子，次第起身打帮手。亚星拿起堂屋地上的榨汁机，去院子里龙头加水，打大蒜汁。地上的大蒜是她先前剥好的。
堂屋地上的杂物中间，放着一盆泡花生，一盆泡鹌鹑蛋，另有一盆加一袋小螺蛳，两袋毛豆，这些都是卖卤煮的配菜。爸爸先在一只老式单只煤气灶上烧开了辣椒油，把小螺蛳倒进去煮，姗姗倚在卧房门边看着，防止辣椒油溢出来。屋里的气味更浓烈了，苍蝇萦绕来去。
亚星将榨好的蒜汁倒进刚才爸爸洗出的塑料瓶子里，预备出摊用。爸爸揩拭一只放在三轮车上的桂花大瓦罐，用来盛煮好的卤肉。
一个女人打电话来买煮花生，因为价格的事掰扯了半天，又一直追问是不是新鲜的，只肯出两斤十块钱。爸爸说没卖过这价，但因为同是做小生意的熟人，过后还是让亚星给她送去。院子里搁着几辆废弃的小黄车，亚星骑上其中一辆前去。
姗姗在煤气灶旁边的案板上切了一把香菜，装起来等爸爸带走，抽空玩了一下爸爸的手机。摘香菜是她名下的任务。亚星送花生回来，和妹妹聊了几句，一块把香菜和蒜汁搬上车。三妹子怡也把秤盘搬上三轮车的座位，又把车上的醋拿下去，醋只剩了半瓶，爸爸让姗姗去巷子口的超市买。子怡又拿来爸爸的围腰，洗好了菜夹子。爸爸把一张塑料布蒙上瓦缸，在车头挑起晚上用的一盏电灯泡，准备工作才算是做完了。
妈妈说，亚星最老实，活儿大都摊在她身上了。亚星说四妹扬子最勤快，让她干啥都行，和三妹二妹则须讨价还价。晚饭爸妈不在家，都是亚星做，炒一个菜，“自己感觉还行”。
很小的时侯，女孩们就开始干活了。妈妈回忆刚来北京时，拆迁时砍砖挣钱，带着亚星和姗姗，弄个小推车搁在一边，渴了买个冰棒。亚星小时候走路有点头重脚轻，总爱摔跤，现在额头上还有磕出的疤痕。再大一点，姗姗记得自己站在砖堆上，有时也学大人拿铁夹子夹砖干活。
后来添了老三子怡，父母在南郊收了几年破烂，又拾棉花，也带着孩子。在杨家营，亚星和姗姗上了一个私人开的学前班，闭园时先到老师家里，妈妈收破烂回家后再送到家，整个学前班就这一个老师。老大老二上学了，老三子怡还不会下地走路，扔在家里，弄个学步车拴在床头上，一天哇哇大哭，现在的暴烈脾气或许是从那时来的。
子怡在米各庄上了一个残疾人开的学前班小班，一个月块钱，也是早晚在老师家吃喝，妈妈另外给老师钱她不收，买了一箱方便面。后来盖新房费用涨到，又转到尹各庄上。添了老四扬子之后，妈妈干上了卖水果一行，一边喂奶一边卖，头年赔了两千。以后又怀着老五卖水果，直到临产前一个月歇摊，产后一个多周又开始出摊，孩子都是跟着摊子长大的。
爸妈做水果和卤煮生意，一个考虑是自家孩子可以落得吃些。以前妈妈卖过菜，剩下的不方便保存，孩子也吃不了，才换成水果。爸爸卖的卤菜和花生毛豆，剩下的也做孩子们的食物。对于地上剩的一袋昨天的毛豆，姗姗和姐弟们没人去动，因为吃得太多了。以前姗姗喜欢吃卤鸡腿和鸡胸脯肉，现在也失去了胃口。至于家里的卤煮气味，孩子们早已没有了感觉。
妈妈是个很瘦小的女人，晚秋裹着一件从头到脚踝的二手羽绒服，身上有过早的风霜痕迹，因为趁城管下了班，晚上要出市场外摆摊，卖得好些。妈妈的任务还包括半个月集中洗一次衣服，一周给每个孩子挨个洗一次澡，冬天带孩子们去澡堂，小孩每人6块。年冬天，村里的澡堂子拆了，孩子们洗澡要去邻村，次数很少了。
夏天来临的时侯，爸爸用三轮车载着几个孩子去看了一次牙齿。亚星的牙齿保持得特别好，只有一颗坏牙。姗姗自己说小时候喜欢咬铅笔尺子，后果如何她没明说。子怡有蛀牙，姗姗的蛀牙脱落了。这是孩子们少有的体检项目。
暑天下午三点半，爸爸的三轮车载着卤煮离开了院子，和邻居赤膊男人一块去市场。王子吵着要拉屎，亚星找了卫生纸带他出去。路旁杨树林子下有个简易厕所，几块废弃彩钢板搭起一个低矮的棚子，男女勉强隔开。低头走进棚子，蹲位旁边堆成一座令人心悸的卫生纸小山，没有地方下脚，似乎和沙发上的孩子们难以联系起来。
学业与生计
那天的聚会结束之后，暑假当中有个学生路过管头发现，厂房已经被扒平。“我们的学校！”几个学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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