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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段召旭
当外表就像其照片一样清心寡欲的肖斯塔科维奇走进我的琴房的时候，我很意外，因为我并没有弹奏他的作品，更别说一千遍了。他告诉我，他听到我在练习他当年音乐学院毕业时曾弹过的一首贝多芬奏鸣曲，所以就来了。
Q（访谈者）：在作曲家之中，和您关系最密切的应该就是格拉祖诺夫了吧？他是您的老师，并曾经多次大力帮扶过您。关于格拉祖诺夫先生您有什么有趣的回忆吗？
S（肖斯塔科维奇）：简直太多了。记得有一次，格拉祖诺夫听我和一个朋友视奏勃拉姆斯的《第二交响乐》。我们弹得很糟，因为我们没有听过这首乐曲。格拉祖诺夫问我们过去听过没有，我老实回答说：“没听过。”他叹了口气说：“你们真幸运，年轻人。有那么多美好的事物等着你们去发现。而我呢，什么都已经涉猎了。不幸啊。”
Q：对于格拉祖诺夫这样一位您无比敬重的恩师，您会无条件地赞同他的一切观点吗？
S：格拉祖诺夫对我有着极大的影响，从他那里我学到了太多。但是自然，也有一些他的看法我不能认同。比如有一次他说音乐是作曲家为自己以及“少数几个人”而创作的，我就坚决反对这个说法。
Q：格拉祖诺夫的审美趣味比较偏向19世纪，他对您的创作是如何评价的呢？
S：他曾在和别人聊起我的早期作品时说：“尽管我不喜欢，可时代是属于这个男孩儿的，而不是属于我的。”
Q：（我取出一张指挥家托斯卡尼尼指挥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的唱片）尊敬的大师，这张唱片您听过吗？
S：是的我听过。托斯卡尼尼把他指挥我的《第七交响曲》的唱片送来给我，我听过后非常生气：什么都不对头，精神、性格、速度都不对，拙劣的粗制滥造，毫无价值。我写了一封信跟他说了我的看法。我不知道他收到了没有，可能收到了，但是假装没收到——这完全符合他的虚荣和妄自尊大的习性。
Q：您对托斯卡尼尼其人是什么印象？
S：我讨厌托斯卡尼尼，他是典型的独裁者和暴君。我从来没听过他指挥的音乐会，但我听够了他的唱片。我认为他对音乐的处理是可怕的。他把音乐剁碎了，然后在上面浇上让人恶心的调味汁。他在排练时的举止令人生气，对音乐家又叫又骂，并且以最不顾体面的态度大吵大闹。可怜的音乐家们必须忍受这一切，否则就会被解雇。
Q：您和普罗科菲耶夫给人的感觉就像是那个时代苏联作曲家中的双子星，您可以谈谈他吗？
S：普罗科菲耶夫和我始终没有成为朋友，大概是由于总的来说他不喜欢交朋友。他这个人无情，除了他自己和他的音乐之外，好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他从小就很幸运，他想要的都能得到。他始终有钱又有成就，从来没有我那些忧愁，结果是养成了被宠坏的神童的性格。普罗科菲耶夫笨得像只鹅，而且爱吵架。有两句口头禅，一句是“好笑”，用来评价他周围的一切，包括人、物和音乐。第二句是“懂吗？”那是在他想知道自己是否把意思说清楚了的时候用的。
我看普罗科菲耶夫从来没把我当作作曲家来对待。他认为只有斯特拉文斯基才是他的对手，所以从来不放过任何机会向他开炮。
在俄国的重要作曲家之中，只有斯特拉文斯基和普罗科菲耶夫知道怎样推销自己的东西。这并不偶然，因为他们俩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西方文化的儿子，虽然是过继的儿子。我认为，他们爱出风头喜欢出名，所以不能成为十足的俄罗斯作曲家。他们赢得了声誉，但是失去了某些同样重要的东西。
Q：说到普罗科菲耶夫，我就会想到作曲家斯克里亚宾，您如何评价他的音乐？
S：斯克里亚宾对配器的认识就像猪对橘子的认识一样多。我个人认为斯克里亚宾的交响诗——《神圣之诗》《狂喜之诗》和《普罗米修斯》——全都不知所云。
Q：您那时的作曲家很多都曾受到瓦格纳的影响，您对瓦格纳怎么看呢？
S：我对瓦格纳的看法是矛盾的。俄罗斯作曲家从他那里学到了一种新的配器方法，然而没有学他如何大规模地为自己谋名，如何勾心斗角用心计。他的《齐格弗里德》第一幕中的铸剑是天才之作，但是干嘛要动员自己的支持者大张旗鼓地反对勃拉姆斯呢？他欺负自己的一个同行并不是出于一时之气，而是出于灵魂中一种本质的品性。卑下的灵魂必然会反映在他的音乐里。
Q：我很想知道您的作曲方式，是不是像很多作曲家那样在钢琴上进行创作？
S：对我来说，用钢琴作曲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方式。这种方式适用于听觉不好的人和乐感很差的人，他们需要一些听觉上的帮助。也有些“大师”养着一帮秘书为他们划时代的大作写配器，我永远理解不了这种“增产”方式。一般来说，我都是先在脑海中有了总谱，然后用墨水把它定稿——不打草稿。我无意自夸。归根结底，每个人都是按照他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方式作曲。但是我总会严肃地提醒我的学生不要在钢琴上找曲调。我小时候犯过这种即兴作曲症，险些不治。
Q：我知道您也是一位非常棒的钢琴演奏家，还曾经参加过第一届华沙肖邦大赛并得到荣誉证书。因此我特别想请教您，钢琴家应如何在演奏中实现创造性？
S：对于这个问题，一位有名的演奏家曾有一次向我抱怨说，弹奏众所周知的乐曲实在困难，因为：“要找到新的处理方式太难了。”我当时就对这个说法有不同意的反应。我是这么想的：怎么能埋怨“新的处理方式”难找呢？“新方式”是什么？是装满钱的皮夹子？你能在街上走着走着找到一个“新方式”吗？有人掉了，你去捡起来？我认为找是找不到新的方式的，得要它来找你。我不断地看到，对于一首音乐作品的新的处理方式总是被那些对生活的其他方面、对总的人生有新的态度的人所得到。
Q：对于您这样已经“离开我们”的作曲家，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您对于“死亡”是怎么看的？
S：我想人在活着的时候，怕死可能是最强烈的感情了，甚至可能没有比这更深沉的感觉了。然而奇怪的是，人们的很多诗歌、散文和音乐，都是在这种畏惧的影响下创作出来的。这其实是人们想要加强与生者的联系，并加强他们对生者的影响。
我建议用理智的态度对待死亡，否认死亡和它的力量是无用的，它是自然规律，没有人能避免。应该多想到死亡，习惯于死亡的想法，不能让对死亡的恐惧出其不意地向我们袭来。我们要对这种恐惧习以为常，一种办法就是描写死亡。
Q：大师，能否请您告诉我如何区分好的音乐和不好的音乐？
S：从根本上说，什么是好的音乐，什么是不好的音乐，我不知道，无法给你肯定的回答。比方说巴达捷夫斯卡（TeklaBadarzewska，-）那首《少女的祈祷》，按照所有的规则来衡量，它都应该属于不好的音乐，但是我每次听它的时候，泪水就涌上眼眶。我想这首曲子一定也感动了契诃夫，否则他不会在他的《三姐妹》中那样使用它。也许无所谓好的音乐或不好的音乐，只有令你激动的音乐和使你无动于衷的音乐，如此而已。
Q：最后，请让我向您这位20世纪最杰出、最天才的作曲家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S：不，不，您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评价，只是因为您是一个善良的人。
大师说，在他脑子里出现了一部新作品的总谱，匆匆起身告辞了，想必一定是回去用墨水将其定稿……
